美军在行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苏联和中国的反应

2019-11-14 17:49栏目:必威-战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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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八年的越南秘密作战中,“绿色贝雷帽”领导的侦察分队和A级小分队越境进入柬埔寨、老挝和北越执行了许多顶级绝密任务,但其中很多任务在“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学习观摩团”抵达前就暴露了。

前言越战在政治方面的特殊性催生了很多特种作战行动。美军在行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苏联和中国的反应,于是各种非常规的行动势必要另辟蹊径。如今随着各种外文资料越来越容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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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是High Altitude Low Opening的缩写。在美军特战历史上有不少秘密任务都是借由HALO的形式展开。这其中MACV-SOG在越南及其周边国家的跳伞行动在早期的探索实践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今天看到木头鱼转载的《武工队是什么》一文,文章写的很好,把武工队的性质,任务写的很到位。不过文中对国外特种部队的介绍却有失偏颇,其实早在二战美国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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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在政治方面的特殊性催生了很多特种作战行动。美军在行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苏联和中国的反应,于是各种非常规的行动势必要另辟蹊径。如今随着各种外文资料越来越容易取得,其中作战行动渐渐开始被广大爱好者所熟知。本文编译自空军的任务分析报告“THE ROLE OF THE USAF IN SUPPORT OF SPECIAL ACTIVITIES IN SEA”,原文学术气息偏重,这里省略了一些内容,加入了一些笔者个人的理解和注释,以期带大家了解美国空军及其盟友在这些行动中乃至整个越南战争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不是每名特战队员都戴绿色贝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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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木头鱼转载的《武工队是什么》一文,文章写的很好,把武工队的性质,任务写的很到位。

SOG,就是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Vietnam’s Studies and Observation Group。译为:“美国驻越顾问司令部研究观察组”,简称MACV SOG或者SOG。他们的定位是非正规作战单位,在老挝、柬埔寨以及北越地区开展非法的越境秘密侦察、情报搜集以及“发动群众”任务。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解密

HALO是High Altitude Low Opening的缩写。在美军特战历史上有不少秘密任务都是借由HALO的形式展开。这其中MACV-SOG在越南及其周边国家的跳伞行动在早期的探索实践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分为1963-1969和1969-1971两个部分,(1969-1971年的部分基于Shadow Spare Special Operation网站上一篇文章翻译整理,原作者网名AWP )帮助读者一窥HALO这种作战形式诞生的大环境以及在早期特种作战中的运用。

不过文中对国外特种部队的介绍却有失偏颇,其实早在二战美国OSS就在做类似的工作。

有多少任务遭泄密始终是个谜

战前

尽管美军介入越南事宜的具体日期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已经开始在当地扶植反抗日本人的游击队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战后法国希望恢复在越南的利益,虽然这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迫于中国和欧洲的压力,美国还是选择了撤出越南。然而越南问题在法国人手里逐渐失控,越南也演变成自由世界和国际共产角力的舞台。于是1950年,美国在西贡成立了军事援助技术团MAAG。从这时起,美国就承担了法国80%的军事行动预算。到了1954年,美国空军USAF已经出动1800架次合计13000飞行小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和1954年法国那场有名的奠边府溃败最终把美国直接推到了东亚冲突的风口浪尖。1955年法国撤军,白宫正式宣布派遣部队训练南越军队。

五十年代一直到六十年代初,南越政府一直有一种莫名的乐观。到了1961年前后,美方的数据已经显示大量的北越游击队已经渗透进来,人民也开始对南越政府失去信心。于是国防部副部长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那其中就包括开始使用美国人在内的“民间”机组,协助以及训练南越军队加强边境巡逻和镇压暴动。


■史志达 赵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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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政治工作也已经是美国绿色贝雷帽和很多其他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历时八年的越南秘密作战中,“绿色贝雷帽”领导的侦察分队和A级小分队越境进入柬埔寨、老挝和北越执行了许多顶级绝密任务,但其中很多任务在“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学习观摩团”抵达前就暴露了。

老挝和北越境内的行动

1961年到1964年之间,34A行动纲领策划了许多老挝和北越境内的秘密行动。这期间,CIA最主要的任务目标从一开始的收集北越的情报,变成了袭扰破坏任务顺带收集情报。CIA一共向这些地方输入了33支特工小队,其主要的投放形式就是海面和空中。33支中有23支借由空运的方式投放,在这些行动中一共损失了三架飞机,一架南越的C-47还有中情局的一架C-46和一架C-54。后来CIA又添置了五架带有电战装备的C-123,经由协商,为了避嫌,这几架飞机由中华民国空军的机组来驾驶,他们大大增加了美军对北越投送人员的能力。

在CAS(Controlled American Sources,CIA下辖机构)在老挝和北越的行动中,美国空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空军派出了一个小型的代表团,提供包括飞行计划,后勤,天气预报大气勘察等支持。不过除此以外他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训练驾驶C-123的台湾机组。

早期的这些行动还是存在诸多问题,所以伤亡巨大而收效甚微。一名CAS相关的空军人员在后来SOG的一篇报告中指出,这些行动程序很单一,飞行计划缺乏弹性。容易识别的简单的飞行路线和着陆区就是一个大问题,高层还拒绝使用岘港作为行动基地,机组长途行动缺乏休息。要命的是因为任务的敏感性,不到最后几分钟都不会为机组做任务简报,这使得机组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

1962年,美国空军参谋长提议对北越和老挝境内的目标实施直接空中打击。同年,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也就北越境内的行动表示担忧并提出了类似的想法,然而却没有得到认可。1963年美国陆军参谋长组织研究了越南的形式,随后他向总统报告并请求加强在越南的非常规战争强度。五月的时候他的请求得到了回复,国防部和中情局十二月的时候把这个提议上报给了总统。肯尼迪于是建立了一个多部门的委员会来研究此事,尽管委员会觉得扩大非常规战争规模风险很大,但是利大于弊。于是1964年初,一个由MACV和CAS组成的联合部队被建立起来支援南越军队。国防部极尽所能地为他们提供了行动必需的人员和装备。 其中美国空军得到了六架专门改装过电战,导航和雷达的C-123。

1964年1月4号, MACVSOG成立, 南亚的特种作战指挥权完全由CAS转到了MACV。而实际上CAS此后依然在负责一些人员训练任务,其对于空中行动的决定权也直到十月才开始渐渐减弱。当SOG遇到人员短缺的问题时,CAS也向其输入了不少美国,越南和中华民国的人员和设施。到年底的时候,SOG下辖有五个分部包括行动部门以及四个指挥部门包括了SOG飞行分部(SOG Flight Detachment)。1965年行动部门还增加了一个空降组(Airborne Operations Section)。而飞行分部则改名为空中行动小组。1966年由于SOG在越南的影响力尤其是空中行动的数量逐渐增大,新的联合人员救援中心(Joint Personnel Recovery Center,JPRC)成立了,他们负责SOG在搜索救援结束后设法回收损失的人员。

自此SOG的组织构架基本定型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渗透行动,他们总称为小侍从项目。其中空降子行动被称为木工项目,不过后来这些计划被证明是所有行动中成效最差的。在笔者之前关于HALO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系列行动,64年一年SOG在北越执行了13次行动,年底的时候一共有59名特工活跃在北越境内。SOG宣称他们炸毁了三座桥梁,执行了一次伏击任务并且吸收了两名线人。这些行动损失巨大,SOG损失了54名特工而圆满完成的任务计划也不足25%。

1965年的情形好了不少,SOG以空投的方式又向北越安插了2个小队并且成功执行了22次支援和补给的任务。不过由于中苏两国对北越的援助逐渐增加,任务的重心更多的放到了情报收集和情报网的建立上。SOG还尝试回收一些长期潜伏在北越的特工以利训练人员。不过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到1966年情况进一步得到改善,不过补给不足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最夸张的一只小队从62年开始就再也没收到过补给,这还是建立在直升机和大量新飞机的应用的基础上。于是1967年,SOG开始应用两个新的概念空降模式:注意力转移项目以及短期道路监控和目标获取行动。

因为北越在不断地发动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身边可疑的人,间谍渗透的行动收效甚微。转移北越注意力的行动其实更多的是把北越精力吸引到国内的安全问题上。但是也不是要百分之百地骗到北越安全部门,只是给他们一个信号让他们无法忽视潜在的安全问题。这些行动包括向没有特工的区域投送补给,投放携带错误情报的北越俘虏,向不存在的小队发送无线电消息甚至空投冰块等一系列欺诈手段。从长远来讲,这些行动还是十分有效的。

而更为大家所熟知的STRATA行动模式相比之前长期渗透部署的特工具有明显的优势,最主要的就是人员安全撤回的概率会大大提升这要追溯回1965年,SOG申请使用直升机替代固定翼飞机以渗透特工,得到泰国政府使用直升机基地的同意后,这一设想得以实现。1967年MACV的一份列表中显示,这种行动模式的概念设想是使用美国或南越空军的直升机向北越境内的基地投送五到十五名土着情报人员。他们将进行为期15到30天的任务。任务的内容包括了布置地雷,安装录音设备,观察道路上的敌军活动,侦查敌军的具体位置以及为空袭引导目标。而美国空军的直升机被批准进入北越境内50公里以投送这些人员。

SOG在67年底试投了两支小队,其中一支在任务完成后被撤出。于是68年SOG又送入了24支队伍,这其中只有一支遭到了团灭,其他另有三支小队有人员损失。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比长期渗透成功许多,1968年11月1日全部这些渗透任务被叫停,STRATA被逐渐转变为老挝越境任务。

这些年越南境内空投任务着实不太成功,归根结底,原因有几个:

1、北越是一个高度的集权国家,社会结构紧密,反颠覆机能强大。

2、层层指挥控制系统和任务审查机制及程序阻碍了任务的计划与实施。

3、 外交层面的限制包括了早期老挝空域的限飞和泰国境内设施的利用,大大限制了任务制定的灵活性。

4、地形和气候条件使得投送人员和补给的精确度都很难控制。

5、北越和越共明显拥有一套优秀的情报采集系统,覆盖包括隆城训练基地周边区域甚至南越战略技术委员会(South Vietnamese Strategic Technical Directorate)的内线。

6、CAS和MACVSOG之间的合作并不紧密。

7、北越的防空力量使得C-130和C-123很难接近人口周密地区。

8、缺乏空中支援使得作战和训练任务执行起来都很困难。

9、 SOG固定翼飞机的导航设备不足以确保视野模糊区域空投的精确度。

10、特工人员的质量正在下降,他们缺乏干劲,具体表现为较高的开小差和缺席率。

11、 过厚的云层和任务优先级的问题使得SOG经常得不到策划任务所必需的航拍照片。


正如笔者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的那样,SOG从65年开始执行穿越老挝边境的任务,并一直加大任务强度直到68年。从68年到71年此类任务趋于稳定。71年之后由于军事支援尤其是空中支援的减少,任务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65年时最初的闪耀黄铜计划提出了这种作战的主要任务是采集情报和引导空袭,这也是美军人员首次被授权进入老挝境内执行任务。起初因为美国驻老挝大使反对使用直升机来机降人员,这些任务都只能在边境附近进行。南越空军的一些直升机在获得大使的批准后被用于支援跨境作战。由于直升机的使用,任务的成功率和人员的投送与回收的成功率都很可观,于是MACV请求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使用美国的直升机。理由是借由直升机投送可以使小队在敌占区步行的时间大大缩短,而且这样可以延长小队潜伏的时间并降低对空头补给的需求。

闪耀黄铜在67年时被改称为草原烈火。到了68年的时候由于新春攻势的影响,SOG不得不将大批人力用于支援传统的作战模式,导致年底的时候大约四分之三执行草原烈火项目的人员都被抽调走。此外北越加强了老挝境内的情报工作,这些都使得SOG的任务执行起来举步维艰。不过还好这一年通过政治方面的努力,SOG得以使用更多的土着人员,泰国方面也开始提供南空帕弄空军基地起降支援飞机。这给行动提供了大量的火力支援和人员输送便利,大大增加了草原烈火行动的灵活性。1969年乌汶皇家空军基地的开放更使得行动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69年SOG反而陷入了缺少直升机的境地,其主要原因是在大量的直升机行动中损失却没有得到补充。

1970年,任务的规模基本被维持在了和69年相同的水平,不过SOG尝试了更多样的行动模式,其中就借由C-123和C-130执行的包括了日后被特种行动大量使用的HALO。直升机方面CH-53替代了CH-3,使得运输能力也被大幅改善了(两架飞机的机身设计类似,有效载荷也类似但是CH-53在巡航速度方面具有优势)。草原烈火行动在1971年被更名为木芙蓉行动,基本维持在了和70年一样的水平。但是由于北越加强了防御强度,小队潜伏的时间被再一次压缩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为了构造更多的着陆点,SOG动用C-130来投放15000磅炸弹。侦察队在爆破执行后就能立即被投送到着陆区,提高部署的效率。一切到了1972年都因为失去了空中支援戛然而止,同年五月,SOG也被撤除重组最终成为了战略技术援助小组(STDAT,Strategic Technical Directorate Assistance Team)。

MACV内部对这些行动的成果也很有争议,但是确实有效的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其缺点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各种高昂的开销。整个行动期间美军损失了大量的飞机,尤其是直升机。一份第七航空队的报告声称草原烈火行动的情报收集行动对确定弧光行动的轰炸目标帮助甚微。但是这一观点又被援越司令部特设评估小组否认,他们认为越界行动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观点是这些行动有效的迟滞了北越的渗透,迫使他们不得不改道更长的路线,增加了他们的人员和后勤压力。


在美军术语中,“特种作战部队”与“特种部队”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下辖所有部队的统称,包括陆军特种部队、75突击队、海豹突击队、“三角洲”部队和海豹6队等;后者则专指陆军特种部队,即“绿色贝雷帽”部队。该部队因被肯尼迪亲自授权佩戴与其他兵种不一样的绿色贝雷帽而得名。

1963-1969

美军开始尝试使用伞降方式投人员的契机始于1963年。CIA的远东部门意识到早年送往北越的特工几乎全都被歼灭或是被北越政府策反。南越政府对整个作战计划的态度也因此开始动摇。不过在Colonel Russell(最早一批被派往越南的指导员之一,后来SOG的创始人及第一任指挥官)的据理力争下渗透计划得以继续,MACVSOG(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也获得了13个小队共八十个经过良好训练的特工。

早期的成员都是南越人,他们被称为特工而不是行动队员。这些小行动单位也被称作小队而不是之后的远程小队(Spike Team,也有翻译叫长钉小队的,spike在军事术语中有短期远程驻扎执行任务的意思,这里暂且翻译做远程小队)或是再后来的侦查小队。其中一些小队被通过伞降的方式投送到北越和老挝境内。不过鉴于保密问题和技术的不成熟,最早的十个小队结局都很悲惨。

1964年4月25日,六个人组成阿提拉小队伞降到北越境内距老挝边境越7英里的清漳县并与指挥中心建立了联系,但就在两天以后他们与北越巡逻队遭遇,全员被迫分散来躲避追兵。然而到了5月29号,所有的队员悉数被俘获并在8月被北越军事法庭判以8年的监禁。

5月19号,另一个6人小队莲花小队被降到乂安省以破坏Ham Rong大桥,他们一落地就被俘获,稍后队长被枪决,其他队员也悉被判刑。

5月27号,七人的白骨顶小队伞降进入莱州省以支援当地的陀飞轮小队,然而北越的安全部队早就在着陆区等候多时并一举俘虏了他们。

6月17号,蝎子小队降落到了安沛省,降落过程中一人死亡一人失踪,6月27号其余的人也都没能逃过北越的追踪。

就在他们跳伞的两天以后,水牛小队降落到了广平省,他们也很快被俘虏并于10月24号被判刑。

鹰队6月29号跳伞,随后也全员被俘。

7月18号双鱼座小队伞降支援简易小队,24号英仙座小队也被投入陀飞轮小队的位置,就和白骨顶小队一样,两队16人全都在着陆后不久被俘虏。

7月29号,布恩小队伞降到乂安省执行破坏和袭扰行动,同时监视老挝境内的北越活动。然而这个任务也是祸不单行,无线电操作员的降落伞没能完全打开,于是他摔断了脖子,二号无线电员并不熟悉设备,于是整个小队与总部失去了联系,士气也随之一落千丈,最后8月2号他们向北越投降。

到了10月又有两支小队在伞降任务中被俘,他们分别是前往莱州省的变更小队和前往安沛的希腊小队。在作战任务之外11月MACV还蒙受了另一个损失——因为天气原因半人马座小队乘坐的C-123运输机在一次夜间空降训练中撞上了猴山,连机组在内的28人全员遇难。

在64年一年,MACV空降北越的11个小队就只有一个幸存,如前文所述,保密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早期的空投总会选择固定的着陆点,甚至之后的人员武器补给也不会换着陆场,这导致了很多小队刚降落就全部被生擒。

尽管1964年CIA和MAC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胡志明小道还在向南越源源不断的输送人员和物资,这令华盛顿和南越政府都倍感恐慌。

于是到了1965年3月,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美军自此开始空袭胡志明小道)赋予了MACSOG更多的任务形式。除了渗透破坏交通及通讯线路,特工们还要负责为空袭标记地面目标,协助被击落的飞行员撤出以及监视中国的干预行动。

这一年9月23日,一支11人的赫克特B小队伞降支援赫克特小队,落地不久之后就在降落区附近爆发战斗,四人阵亡,好在其他人成功与先头部队建立了联系。11月2日陀飞轮小队被空投去支援参孙小队他们是SOG第一支以C130作为投放载具的小队。

其实在此之前,美军已经委托第五特种作战群执行德尔塔计划(Project Delta,最早叫Leaping Lena,跳跃的莉娜,一只信鸽的名字,失踪两天后腿上被发现绑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请求王师解放东欧的内容)以训练南越特种部队进入老挝,于是5个8人小队被伞降到Tchepone,第一支小队落下后就此失踪没了联系,第二支落进了越共控制的村庄全部被俘,其余三支也只保持了短暂的联系。最后只有6个人走了回来,除了带回确认目标地点有越共外啥有用的信息都没有。这间接使得MACVSOG在10月获得授权以在接下来的闪亮黄铜(Shining Brass,Brass在军事俚语里亦有高级军官的意思)行动中使用美军人员。

尽管韦斯特摩兰(Westmoreland,有意思的是他以直升机机降战术闻名,但是在老挝的战术选择上却推崇伞降,有些文献说他是越南战区总司令,这并不准确,越战时期没有这个说法,这些细节以后有机会开文再谈)将军据理力争,这些行动还是被限制在很小的区域里。此后SOG更加倾向于使用机降而非伞降执行任务直到之后1969年事情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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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特种部队的作战模式和任务是什么样的?站长翻出前一段在微博问答中的旧文,来陈述下。

被出卖和愚弄的SOG

柬埔寨境内的行动

援越司令官最早在1965年就开始关注柬埔寨境内的北越势力。他一直在向白宫争取授权柬埔寨边境线内五公里的特种行动。提议使用直升机或者步行投入特种作战人员以及有限的使用前线空中管制、侦查用飞机和战术战斗机。终于在1966年行动获准进行。但是此时行动其实十分受限,直升机只能被用于紧急人员撤出,空袭单位更是被禁止使用。后来在实际行动中,在渗透和撤出过程中直升机都得到了应用,侦察机也被授权用来进行侦查和调度活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每次使用侦查和前线管制飞机都要得到华府的授权,这无疑增加了调用这些资源的时间和难度。

1967年四月,MACV开始着手准备针对柬埔寨境内北越势力的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美国拓荒者,探险家)行动。直至1967年年末,SOG已经大大小小在柬埔寨境内进行了99次侦查行动,大多数都是在三国交界处附近。特设评估小组后来认为这些行动虽有成效但是收集到的情报过于零碎化,行动过程中则缺乏需要的直升机支援。

到1968年,鉴于增派了直升机支援,行动数量达到了前一年的两倍之多。次年美国和柬埔寨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又鉴于68年情报证明了越共在柬埔寨境内大规模活动的事实,SOG可以在这行行动中展开拳脚干了。之后SOG还在这些行动中尝试了一些新的技术,好比说第一次直升机伞降渗透行动。

1970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Joint Chiefs of Staff)正式授权SOG的小队使用空袭。太平洋指挥总部后来也授权他们使用排一级的作战部队。当年4月24日,战术战斗机在柬埔寨境内发现有大约150名越共士兵,于是空军动用B-52轰炸机对其境内目标实施了第一次打击。此次为期大约一个月的行动被称为Operation Patio随后被Operation Freedom Deal取代。就在之前一年Operation Daniel Boone被更名为Operation Salem House。

70年的时候迫于舆论压力,南越军队获得了名义上的领导权。美军的运输直升机被禁止进入柬埔寨境内,武装直升机也只能借支援南越空军的名义出动。到了71年,虽然行动的授权被进一步限制,SOG还是努力保持了任务的稳步进行。前一年任务范围的扩大使得针对国境西部水域的侦查成为可能。而且SOG还在积极开发基于固定翼飞机的插入/撤出技术。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由于空中支援的大幅减少,任务进一步被缩减,最终为美军在柬埔寨的行动画上了句点。


历史悠久,与中情局渊源甚深。1952年美军组建第一支“绿色贝雷帽”部队,便是以战略情报局领导下的“杰德堡”部队为模板。二战期间,“杰德堡”队员曾受命进入被占领的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境内,为该地区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和补给,并充当其与盟军最高指挥部的联系渠道。负责组建该部队的阿伦·班克上校曾是战略情报局的一名老兵,后效力于中情局,有着丰富的秘密行动经验。该部队最初被赋予的任务是:假设苏联占领西欧,他们将留在苏军战线后方组织非常规战。至今,非常规战依然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核心任务之一。由于该任务往往需要在和平时期秘密进行或在战争打响之前就做好准备,而和平时期执行秘密行动任务属于中情局的责任领域,所以特种部队执行此类任务时往往需要与中情局合作或干脆置于中情局的领导之下。中情局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往往从特种部队老兵中招募,也就不足为奇。

1969-1971

到了1969年,美军开始计划逐步撤出越南,大规模轰炸也没能阻止胡志明小道的活跃。反而老挝边境上越发强大的北越巡逻和防空力量使得直升机机降变得越发困难。

SOG在69-70年的机降行动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务之急是使用一种全新的的作战形式。

在这时候SOG士官长威廉姆“比利”沃(Sergeant Major William“Billy”Waugh,见附录A)提出了借由伞降的形式奇袭胡志明小道,这里的伞降就是指的高跳低开。

他的提议获得了丹诺埃尔.F.香格尔上校的的支持。香格尔上校在布拉格堡接受了自由落体伞降的训练并为沃士官长培养了三名有能力执行HALO任务的队员,他们分别是雷.亨森,托尼.阿佩尔顿(Tony Appelton也拥有多次伞降经历)和梅尔文.希尔(Melvin Hill 香格尔的跳伞教练,也是一名SOG队员)。

这三个人前往越南后被部署到了不同的单位,希尔和亨森被分配到了南越特种部队的行政办公室(Liaison Service,主管南越北部和国境地区的情报工作)做行政工作,阿佩尔顿去了邦美蜀市在SOG的南部指挥控制中心下属的平面侦查小队担任士官长,负责柬埔寨境内的越境作战。

他所属的这支小队是CCS最好的小队之一,曾经在一次柬埔寨境内的行动中一举俘获4名越南人民军。然而1970年7月CCS被关闭,于是香格尔上校又让沃士官长转而训练北部指挥控制中心的侦查连来执行HALO的任务。

在得到组建部队的允许后,首先香格尔和沃抽调了阿佩尔顿和希尔前往OP35在西贡东边的隆市训练营,阿佩尔顿也从平面侦查小队带来了四个优秀的拉德族战士,他们分别是: Tiak Bya-Ya, Noe Nie-Ya, Wak Nie-Ya 和 Klu Bay-Ya。

除了他们以外,另有三个南越士兵加入了这个部队。再后来又加入了两个核心成员克里夫.纽曼上士(Staff Sergeant Cliff Newman, 俄亥俄侦察队的队长1-0)和萨米.赫南德斯三级军士长(Sergeant First Class Sammy Hernandez,俄亥俄侦察队的助理队长1-1)。

这两位都是久经沙场的SOG队员,尤其是萨米很早就是原德尔塔计划的成员之一,他们与其说是志愿者,不如说是被沃士官长收买来的,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队员们都很信任沃士官长,他从不会派队员去执行他自己都不愿意去的任务。

人都齐了,训练场所却成了问题。为了保证训练的绝密性,SOG最后选择了在冲绳岛上接受第一特种作战群的训练。

1970年10月16日,沃士官长带队离开营地奔赴冲绳,香格尔上校则以他的家乡的名字命名了这支新组建的侦查小队——佛州侦察小队,亨森担任领队。

在去冲绳的C130E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个SOG的联络官员显然没见过这么跳伞的,他盯着他们的HALO装备问静力绳(Static Line,就是传统空降中挂在起立挂钩的那个绳子)在哪里,队里的人答道跳伞的高度会高一些,并不会用到静力绳。

看起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但是显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训练过程中平面侦查小队的M79榴弹手Klu Bya Ya先是在一次伞降中掉到了水里受伤旋即退出计划,不久以后另一个南越人也退出了。

最后阿普尔顿也因为家庭问题用一只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训练期间媒体还试图拍照,他们怀疑这是在训练土着游击队,他们拍到了赫南德斯带着安全帽穿着降落伞吊带的照片,显然他们以为赫南德斯是个土着人。

回到隆市后,佛罗里达侦查小队也没闲着,他们在保密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地面武器操作和夜晚伞降训练。悲剧又发生了,平面侦查队的0-1,Wok Nie Ya不小心开枪打到了自己的脚。沃士官长则是在第一次降入D战区任务中摔到了脚踝,也不得不退出。

一次在隆市附近的训练过程中还出了个乌龙,整个队飘离了着陆点,落进了附近一个航空队的营地,这个队的一个一级军士长刚刚起来,刚出办公室就撞见了落在房顶上的萨米,他以为是是北越入侵了,差点给吓出心脏病。

与此同时,在岘港的北部指挥控制中心决定在正式开始自己的HALO任务之前先采用低空静力绳伞降。

这次被选中的是眼镜蛇侦查小队,这个小队以前有很多投降的前北越士兵,不过后来渐渐被南越的新兵取代了。ASP小队的1-0叫盖里特罗博,他喜欢只带着越南人出任务。

后来另外一个培训军士罗伯特拉齐姆也带着两名土着士兵加入了北部指挥控制中心侦察连。

9月8号,眼镜蛇侦察小队在非军事区以西称为网格E(Target Gridsquare Echo)的位置跳伞,所有人都没带备用伞。

当C130E在飞到400英尺的地方时他们跳了伞,罗博后来回忆道:“我们晚会上4点是跳出了机舱掉在了一个北越的营地附近,我们躲在山脊下,越共就在山脊线上。破晓的时候他们开始找我们,于是我们呼叫了几波空袭。最后10点的时候一架休伊过来把咱们接走了。”

事实上他们在降落过程中有一个人被分开了,其他三人发现了附近有一个营级规模的北越部队。于是他们向侦察机报告了任务状态紧急请求使用草原烈火(Prairie Fire,即紧急情况下请求搭乘直升机撤出),最后四人成功在北越的轻武器火力下撤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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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蛇侦查小队进行这次任务的四人

有了眼镜蛇侦查小队的先例,佛罗里达侦查小队也做好了跳伞的准备。

这次小队的规模缩减到了6个人,他们分别是:希尔,纽曼,赫南德斯,Tiak B-ya,No Nie以及一个叫做Thao的越南军官,希尔任小队队长。佛罗里达侦查小队的这一跳将是美军作战史上第一次HALO,所以SOG尽其所能为他们准备了最好的装备。

但是无奈的是他们没啥选择的余地因为仓库里没多少装备能完美符合要求。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装备选择上的难题,布拉格堡最厉害的伞降专家——二级军士长弗兰克诺伯里被送往隆市指导佛罗里达小队。和他一起到的还有另一个跳伞专家二级军士长哈里丹尼,他发明了诺登灯。

不过这个设备在第一次跳的时候还存在一些缺陷,所以并没有被采用。纽曼还开创性的在伞包背面使用了VS-17信号板,这个信号板长期都在SOG的装备清单里,时至今日依然是各个特种部队必备的对空识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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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17信号板(感谢好友@AmphibiousPeon提供)

其他的改造还包括由标准的T-10降落伞改装的由7块布拼成的TU-10,这种降落伞有比原款更好的操作性。

在计时器方面,SOG采用的是捷克产的KAP III计时器,之所以采用这种计时器是因为它比美国产的可靠性更好,这种计时器可以先设定好开伞的高度然后到达那个高度时自动打开主伞。

另外还有一种叫Tierra Spray的喷雾被sog们采用,这是一种荧光剂,喷在身上可以帮助队员们在黑夜中看到彼此。

CIA还让纽曼带了一个归航信标,然后其他每个队员携带一个改造过的收音机,这样在落地后可以接收纽曼的信号并向他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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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收藏的一台同款收音机,可以在交流电和电池供电间切换,具体的工作形式参考附录A

到了11月3号,佛罗里达侦查小队已经做好了跳伞的准备。

然而CIA发现有迹象表明任务已经暴露了,于是任务只好延期再延期。最后截获的北越无线电表明,他们不但获知了行动细节,就连队里每个人的名字他们都很清楚,包括没在跳伞队伍里的沃士官长。

出于安全考虑,OP35把伞降地点改在了溪生以南40公里老挝边境以西15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但是防空火力密集,希尔乘坐罗克韦尔OV-10进行目视侦查时,飞机挡风玻璃就给干出了一个洞。

11月最后一周队伍有一次准备跳伞,由于怀疑是岘港有内鬼,任务改为在隆城集结。

1970年11月28日夜里2点,六名队员登上C130E。诺伯里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担任跳伞长。

飞机朝北飞去,升到17000英尺后转向飞过老挝边境。跳伞前五分钟检查装备时,队长希尔发现自己的高度计的灯坏了,于是他往身上抹了很多荧光剂,但是还是无法看清楚高度计的刻度。

虽然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取消这次任务,于是所有人移动到了尾舱门。借由Combat Skyspot,C130E飞到了空降点上空,弗兰克一个手势,佛罗里达小队6人鱼贯跳入黑夜中。

一如训练过得那样,纽曼先跳出了机舱,其余人随后。但是小队在下落2000英尺后遇到了积雨云,失去了互相的踪影。

这使得希尔的情况更加糟糕了,他看不清自己的高度计,但是他记得天气简报中说层云中的第一层在4000英尺左右结束,到那时他就可以提前开始数然后拉开降落伞。

然而他数快了,于是就这样飘离了其他的队员。

其他问题也接踵而至,降落区早就被水淹没,纽曼的归航信标于是就被泡坏了,更糟的是本应该很准确的导航系统实际上把队员们导到了离原定目标十几公里的地方。

天气开始变坏,在没有地图的敌占区内险象环生,佛罗里达侦查小队的的队员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纽曼爬上了附近一座小山,路上他遇到了Tiak Bya-Ya,两人于是尝试用电台建立前线空中管制。另一个拉德族战士No Nie-Ya则遇到了那个南越军官。

希尔和赫南德斯则都落单了。

空军也开始搜索这支失踪的队伍,由于错误的预估了他们的位置,三天后一架OV-10才发现了队员们。

队员们自然很高兴看到自家飞机,但是北越也借此意识到了附近有SOG在行动,于是也立刻出发搜索他们。

这使得佛罗里达小队不得不从泰国那空拍侬省的基地召唤来A-1天袭者来压制敌军。由于天气一直不大好,前来救援的直升机迟迟无法起飞,直到12月2号,一架CH-53才勉强渗透进来。

希尔回忆说,他们一直用的是URC-10求生电台作为队里主要的通讯手段,后来事实也证明这是个明智的决定。

尽管希尔的电台泡了水,不能进行语音交流,但是经验丰富的OV-10驾驶员阿尔莫西罗(Al Mosiello,后来蓝鸟的指挥官之一)还是靠着摩尔斯电码和希尔保持着联系,他向希尔发送语音,希尔则回以摩尔斯电码,然后他再用语音回馈给纽曼,以此维系队内的通讯。

纽曼给侦察机发送了小队的前进方向,于是OV-10指挥四架直升机前往四个不同的位置接起了6个人,在他们接到希尔时,轻武器的火力突然集中开火,给希尔的小腿肚子来了一梭子。其他人则没有大碍,所有人都被送往了泰国那空拍侬的皇家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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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和朋友的两台URC10,这个电台还有外接电池的RT278/URC10和RT278A/URC10二者主要是内部电路的细节区别

佛罗里达侦查小队的成功证明了HALO这种技术可以使得小队安全的往返于北越控制区域执行任务。

事后SOG的报告也总结道:“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敌人的搜索并没能找到队员们。”最重要的是队里没有一个人阵亡,这给了沃和香格尔机会继续他们的计划。

1971年初,诺伯里在丹尼,纽曼,希尔扎克等HALO专家的协助下,在隆市开设了一个课程,训练更多的美国人和越南人加入到HALO的行动中来。

纽曼回忆到课程刚开设时的另一件搞笑的事。

有一次跳伞,纽曼在12500英尺的高度从C130上跳下来,成功站姿落地在一帮西贡来的公共信息官员面前(PIO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香格尔则落到了林子里。在无线电里纽曼听到香格尔叫到“叫纽曼给我留在在着陆区立正站好!”他心想又躲不掉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上次这么惨还是他带着队里的人在第一次渗透前几天去西贡参加趴体嗨了一整晚。事后希尔还幸灾乐祸地给了他一根烂萝卜说帮他补一补改善视力。

更多学员接受训练以后,晚春的时候SOG准备开始筹备建设第二个HALO小队。

这次沃士官长打算只在团队里放四个美国人。因为之前的行动中总是在地面集结中浪费时间,这次每个队员将携带两台电台,以防万一他们还能独立执行任务。

担任这个小队队长的是来自北部指挥控制中心侦察连的拉瑞马内斯上尉,他早年在隆城担任跳伞教练。另外三个美国人分别是来自有HALO资质的爱达荷侦查小队的:六级专业军士诺埃尔盖斯特(Specialist Six Noel Gast),罗伯特卡斯蒂罗上士(Staff Sergeant Robert Castillo)还有约翰“蜘蛛”川塔纳拉中士(John “Spider” Trantanella)。

他们还有一名候补,一开始由来自侦察连的三级军士长查尔斯卫斯理(Sergeant First Class Charles Wesley)担任,后来他临时被紧急召回,所以第一次跳的时候这个角色由杰西坎贝尔中士(Sergeant Jesse Campbell)担当。

1971年5月7日黎明之前,马内斯上尉带队来到了岘港的机场登上了等候多时的C-130E。

当时因为一些政治原因,美国人不能进入老挝作战,于是作战目标被定为南越边境上阿肖谷和溪生之间新造的一条补给小道。飞机飞到18500英尺的高空时,队员们两辆跳出机舱。

携带荧光条的马内斯和喷了荧光喷雾的盖斯特首先跳出机舱。

是祸躲不过,全副武装的盖斯特着陆时太重,直接压爆了一枚他背包里的地雷,炸伤了他的屁股,他也应此得名——半腚盖斯特。

约翰回忆起那次跳伞的经历时说:

“我们在被告知准备之前一直使用氧气软管供氧,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门用于HALO的氧气面罩。罗伯特和我互相搀扶跳出了机舱。我记得我整个人倒了过来,KAP-3在4000英尺左右激活了降落伞。

峡谷里地面上雾气很大,但是你却可以看到雾中树枝交错。我看到有人在我前下方50-100英尺处开了伞,于是我就盯着他尝试跟上他。但是他下降的速度比我更快,尔后消失在了大雾之中。

忽然我看到一个闪光,好像是手雷爆炸的样子。由于怀疑是北越已经发现了我们的位置,我立即规避闪光的位置。

进入大雾之后我拉绳降落,镇定下来后我解开了降落伞的缚带,由于是黎明时分,我啥也看不清,于是我尝试着往闪光的方向爬。路上我也看到了几个小屋,不过周围一片死寂。

天稍微变亮的时候,我看到一棵树下有动静,一颗半秃的脑袋动了一下然后又不动了,我用我的CAR-15瞄着那颗秃头然后发出了点响声,诺埃尔一抬头,我才很高兴的发现是他。

我跳起来来到他身边,令我惊讶的是他的包已经整个炸碎了,裤子也从臀部被烧焦到了靴子那里。他整个人处于半休克状态,脸色也变得死灰。

他问我他看起来如何,考虑到我俩虽然和其他人走散了,但是活着落地,于是我回他还行。我把衬衫脱下来,像尿布一样包在他的屁股上,帮他止血。

太阳升起来之后我听到我们的侦察机(驾驶员是北部指挥控制中心第二机动出击小队Mobile Launch Team2的三级军士长戴夫钱尼Sergeant First Class Dave Chaney)的声音,于是我打开我的求生电台,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说诺埃尔伤的很重,需要撤离。

我们准备移动到远离爆炸点的地方,但是埃诺尔走不了多远。过了几个小,我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在此之间我还发现50英尺左右有动静,我不确定是啥但是我估计肯定是卡斯蒂罗或者马内斯,尽管如此我决定还是暂时保持隐蔽。

我把一架UH-1H导到我们的位置,随机医生是罗伯特伍德汉姆。他丢来一条STABO来固定诶诺尔,因为据我所知埃诺尔这样屁股和腿的伤是没法使用STABO了。于是我挥手让他再丢一条,我先把埃诺尔固定上去,然后自己也把扣环扣上。

我让埃诺尔骑在我的肩上这样能稍微帮他分担一点压力。我们在直升机下面挂了20分钟,然后降落在一个偏僻的火力基地里,然后换乘到机舱里。尼尔非常痛苦,我的左腿也有点跛,大概是跳伞时受了伤或者是刚才给埃诺尔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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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友收藏的一条原品STABO,有时候行动队员会订制符合自己要求的SATBO以方便将腰带等装具直接固定在上面,而不是向本文提及的有直升机扔下去

马内斯就躲在附近的一条河床里,到第一次看到直升机开始两小时以后,他才打破无线电来联侦察机,报告盖斯特和川塔纳拉已经被成功救走的消息。

侦察机问马内斯要不要帮他与卡斯蒂罗联系,为了让侦察机能有更多精力处理别的问题,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并毅然决定由自己单独来完成这个任务。

马内斯和卡斯蒂罗同时平行任务,由于敌人并没有实际发现他们的存在,他们在路边观察敌人位置长达四天多之久没有被发现,最后两人都成功脱离。

罗伯特卡斯蒂罗后来在回忆任务的经过时则说:

“跳伞前检查装备时我们发现没带M-14反人员地雷,于是每人都带了6个,盖斯特打算提前潜入引信,我们几个则打算回头再弄。我把我的地雷放在丛林背包的一个口袋里,把引信用袜子包好放在另一边。

除了马内斯的主伞没弄好又花了一点时间我们都走到机舱后方待命,然后在跳出机舱往着陆点的方向飞去。

弗兰克诺伯里当时也在飞机上,我估计其他还有一些SOG的指挥官。我们最造的计划是成对跳出飞机,然后在预定的高度散开分别开伞,落到地面后再向马内斯的位置集结。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让弗兰克给马内斯的主伞上缝了一个大大的Ranger Eye,主伞的伞包是敞开的,把缝有Ranger Eye的那一面露在外面。主伞的伞包和全新的T-10是一样的,罐装的伞包被开了一个洞,里面塞了一个12伏汽车电池供电的吉普车顶灯,大约出发三十分钟后,马内斯打开了开关,以确保识别装置能充满电,确保他在跳伞过程中一直有电,好让我们能一直看清楚他。

我们还在背上喷了荧光喷雾,以方便能在下落时看到彼此。事实证明它们效果并不咋滴。中国湖的海军弹药仓储点存了一些存货。它们当时也被证明有生物危害性。我们用的橄榄绿色TU-10降落伞是T-10的7个伞绳的改装版本。当我开伞时,我以为我的伞上有个洞,定睛一看才发现是个白色的标记。估计是他们觉得反正这个降落伞也无法回收了,与其浪费一个新伞不如就用旧的。”

除此之外对主伞的改造还包括在队员和主伞包之间添加了一个应急降落装置。这是一根100英尺长的1英寸尼龙绳,S状折叠在一个扁平的容器里。万一降落到了树上,就把绳子的一头拴在控制环上,再把他穿过主升力网上的一个搭扣,全弄好了以后就可以割开和主伞之间的连接然后沿着绳子滑到地面上。

“我们在黎明前一个小时跳伞,为的是万一谁受伤了或怎样,救援队(陆军的机降救援队Medevac或者呼号Bright Light的救援行动)不必摸黑找我们。

黎明前的黑暗也会使我们身处险境,万一遇敌了这段时间没啥东西可以支援我们。

我们坐的130沿着一条普通的补给路线飞,同时有一架OV-10低空飞过着陆区已确认情况。

一旦他飞到了着陆区上空且在130的雷达范围内时,他就会报告给130的机组当地的情况,并且做雷达修正并把数据传输给C-130E。

到了降落区上空,绿灯亮起,弗兰克竖起了大拇指,我们跳出机舱,在接下来的70秒内我都看着川塔纳拉的笑脸,他的眼睛瞪得老大,胡子也被风吹的飞起。

在自由落体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几次转身,不过从任何标准的角度来讲,一切还都在掌握之中。虽然我没办法百分之百看清马内斯和盖斯特,不过我还是以他们为参考修正了我的路线并在开伞后向着他们的方向飞过去。

我想我大概偏离了着陆区好远而且开伞开早了,于是我在树冠以上的高度就开始失去高度而不是本来计划好的在树冠以下。当我朝着其他人飞的时候我发现地面离我越来越近,于是我调转方向沿着树线以寻找一个合适的降落点。

当我沿着山往下飞时,我忽然听到一声爆炸声,我心说估计是谁落到坏人手里了。过了一会我没了高度,但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降落点,我穿过树丛,斜向下落在了地上。我解开我的伞具,快速检查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不过啥也没听见,啥也没看见。

于是我把不带在身上的东西包括降落伞,塞进一个工具包里然后埋在一堆灌木丛中,然后一边用我的求生电台开始寻找其他队员,一边小心地慢慢向我最后看到我的队友还有听到爆炸的方向走过去。

不一会儿天亮了我就听到了侦察机和直升机的声音,这才意识到发生了啥。

我能听到飞机那头和我队友们之间的对话,才知道盖斯特的屁股受了重伤,川塔纳拉在想办法帮助他。我听到侦察机问马内斯能否继续执行任务,他说他可以。然后飞机又问我行不行,我说我也没问题。我们都能听到飞机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但却不能相互之间直接对话。我不知道其他队员的具体位置,但是鉴于刚才他俩落地的地方的骚动,我猜我俩都不会想着接近那一块。”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尽管也没计划或训练过这种情况,他们俩继续对这片区域进行了侦查,接下来五天也平安度过,他们也完好的被撤出了该地区。

在这段时间里,卡斯蒂罗经过了营地,墓地小道甚至听到疑似有人进行轻武器射击训练的声音。他藏在灌木之中,缓慢移动,仔细听着每一个声音。

到了晚上,他就找个不起眼的树,爬上去背靠着树干,把CAR-15靠在肩上,.22高标手枪放在腿上,然后一切就天注定了。保持清醒是个大难题,第三天晚上中间的时候的时候,卡斯蒂罗觉得有只老虎靠近了过夜点,呼吸声让他感觉最近的时候老虎离他只有几英尺远。卡斯蒂罗于是举起了他的高标,但是老虎似乎还是要靠近。

眼见卡斯蒂罗快变成老虎的盘中餐,他开了几枪,老虎于是哀嚎了几声跳开了。卡斯蒂罗然后重新装弹等着它回来,但是天很黑,他也再也没见过它。

卡斯蒂罗后来说这老虎很大只叫声也很吵,可惜大家都没机会看到它。

任务结束后SOG认为这次任务算是成功了,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无需每个人都参与,虽然也不能称得上完完全全的成功,任务最后也完成了。

于是计划开始第三次HALO,而且也将是由全由美国人组成的四人小队来执行。这次SOG吸取了之前的经验——首先,要在黎明到来之前两个小时以内跳,这样方便收容伤员。其次让队员们各自执行任务要比让他们集合再一起行动更现实一些。

伴随着队伍的选拔,在北部指挥控制中心执行侦查任务的安德鲁史密斯上士(Staff Sergeant Andre Smith)和19岁的杰西坎贝尔中士(Sergeant Jesse Campbell绰号宝贝儿子Babyson)很快加入进来。

原来在南部指挥控制中心的麦迪逊施乔莱茵中士也加入进来。这个小队的队长将由时任北部指挥控制中心侦查连士官长的比利沃来担任。

在隆城集合以后,小队开始了夜间跳伞训练,练习跳入隆城以西的铁三角地区。最后一次跳伞中,施乔莱茵擦伤了但是选择留下,作为集结点的安德鲁史密斯摔伤了他的背,于是被迫退出。有多次行动经验的三级军士长詹姆士巴斯(Sergeant First Class James Bath)被沃选中来江湖救急取代安德鲁的位置。

准备就绪后,小队领到了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前往距离老挝边境6公里的广南省东部,早先空军的红外侦查照片显示,这里有多个篝火的热点。于是SOG被任命调查该地区。

第一支侦查小队在和敌人激烈交火45分钟后被撤出,第二支队伍都没能接近着陆区。

为了让小队能悄无声息的渗透进去,沃选择了一班从岘港起飞的,每天都飞向泰国的固定路线的C-130E。

第一次因为天气原因没能跳成,第二次飞过了着陆区,下面全被厚厚的云层覆盖,于是小队又只好中止跳伞。

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开始后,小队休息了一周半。查尔斯卫斯理再次担任候补。巴斯告诉卫斯理他对这次伞降行动与不好的预感:“我们本来为这次行动血脉喷张,然而现在都开始产生怀疑了。”卫斯理半开玩笑的告诉他:“如果你怯战了,我一定会开枪打死你。”

这个小队在1971年6月22日再次尝试跳伞。

C-130E起飞后向东在北部湾上空飞行了30分钟然后向西转向老挝的方向。爬升到19500英尺时,沃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真爷们,最好跳下去。”

卫斯理早有准备,他咧嘴一笑,看着巴斯,然后开玩笑的指了指绑在腿上的高标消声手枪。

到了老挝边境上空时,马内斯上尉竖起了大拇指。绿灯亮起,巴斯先跳了出去,同时点亮了他身上的诺顿灯,其他几人也跟上,他们在下降时穿过了一片雨云。

当到达预定开伞的高度时,巴斯闪了闪他的诺顿灯以示意其他队员。但是不幸的是在开伞并拉出缝在伞顶的第二盏诺顿灯的导线的同时,由于他的体重和装备的自重太大,这个力量一下子扯掉了伞上的一片布。

抬头看看天,巴斯发现其他队员就飘在周围试图找到他这个集结点,但是他无能为力,拉转向控制绳也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在一边急速下降一边思考是否要打开副伞。最终他选择了继续用它坏掉的主伞。

他砰的一下落在了陡峭山脊上的一棵树上,身上只穿了从里作战服和一顶马皮质的HALO帽。巴斯的左腿和背部伤得很重,脸上也划开了不少口子。他说:“我拿出了一个Metascope环顾四周,能看见的只有绿叶,所以推断我还是相对安全的,于是我掏出了URC-10准备联系其他人。沃和坎贝尔都没有回声,施乔莱茵倒是立即回复了。”

大力神一回到岘港的基地,马内斯和卫斯理立马跑到了作战行动中心(TOC,Tactical Operations Center)。在那里听到了侦察机和各个行动队员之间的交谈,他们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施乔莱茵和巴斯之间间隔了一块喀斯特地貌,他报告说巴斯挂在树上,左臂已经断了,所以他无法把自己从缠绕的绳索中弄出来,更无法通过尼龙绳降装置降到地面。

到了早上,侦察机的驾驶员莱斯利查普曼上士(Staff Sergeant Leslie Chapman)驾机在空中盘旋,试图找到两个受伤的队员。

巴斯帮着给出了精确的定位,尔后一架休伊开了过来波布侦查小队的1-0拉穆尔麦克格罗森中士(Sergeant Lemuel McGlothren)和伍德汉姆中士(Sergeant Woodham,北部指挥中心的Chase Medic)绳降到巴斯旁边,把他弄出来帮他疗伤,因为枪带断了,麦克格罗森把他的CAR-15丢在了休伊上。

巴斯被装上一条STABO撤出,随后另一架休伊过来接走了麦克格罗森和伍德汉姆。

因为天上有好几架飞机,施乔莱茵被搞糊涂了无法报给它们自己准确位置,有一架休伊差一点就发现施乔莱茵,但是驾驶员没看见他释放的信号棒,掉头离开了。

施乔莱茵就这么被挂在那儿直到11点,不久他报告说有北越正在接近,然后就没声了。

坎贝尔藏在一堆厚厚的灌木丛中,看着一帮越共接近了那棵树,看了看那个降落伞,然后往搜寻施乔莱茵的休伊的方向走去。

坎贝尔一直在躲着其他搜捕他的越共,直到后来被用STABO撤离出来。他后来回忆道:

“飞机飞到19500英尺时,舱门打开了,外面只有风吹起的雨和无际的黑暗,我猜这次又要取消了。

见鬼,绿灯亮了。我们摇摇晃晃地走下斜坡,我完全无法看见巴斯,也在没有看见过其他人。到了开伞的高度,我拉开了主伞,感受到了开伞带来的冲击,于是推断主伞运作良好,但是我无法目视确认。

我就这么一直飘直到主伞打到树然后停了下来,但是周围还是一片漆黑,自己的手脚都看不见,我就这么挂在树上。

我凭感觉弄好了绳子然后往下爬,但是我爬到末端时脚还是没法够到地,于是我就挂了一会听听周围的动静。

周围实在太黑,我不想到处晃悠。我的庞克系数于是我割断绳子,落到了十或二十英尺高的地上。

光线足够充足时,我听到林子里有声响,我躲了起来,三个越共从我身边走过,朝着挂着我的伞的树的方向走过去。我不知道是谁在电台里听到了我的细语,但是我知道他很敏锐并且在着手救我出来。

我听到直升机和侦察机的声音,但是无法看到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透过树看到了一架直升机,于是我告诉侦察机说,直升机在我的右边,我就在山的这一侧。

侦察机告诉我直升机不能在那里放下STABO,我得到山脚那里的开阔地才行,于是我就跑过去,然后直升机把我接走了。当我解职回家的时候,他们叫我忘了这些事和我认识的那些人。

于是我尝试着回归到平凡的生活当中去,前提是以后再别这种事。沃召唤了很多次空袭,然后第二天也在SOG的命令下撤出来了。”

麦克格罗森和伍德汉姆被撤出来的同时,波布小队的其他人也没闲着,他们准备一次针对施乔莱茵的救援行动。

他们包括了:尼克布洛克豪森中士(Sergeant Nick Brokhausen 1-0),戴夫道格蒂中士(Sergeant Dave Daugherty),库克,卡洽斯基和两个土着战士。

他们用梯子降落到了高高的象草中,然后朝着侦察机给的施乔莱茵的方向走,他们清空了着陆区后听到了信号弹的声音,这意味着着陆区上空的飞机已经可以看到他们了。

他们又沿着山脊往上走了大约400米,侦察机告诉他们他们就在施乔莱茵的正上方。道格蒂中士带着一个土着战士离开其他队员向东南方向移动,布洛克豪森中士和卡洽斯基则带着另外两个布鲁族人向东边走。

没走一百米布洛克豪森就发现了树底下枯叶中施乔莱茵的CAR-15和M203榴弹发射器。有迹象表明降落伞已经被从树上拽了下来,树上还有被AK子弹打中的痕迹,树下可以看到5.56mm子弹和40mm榴弹的弹壳,CAR-15的枪托上被打出了一个弹痕,但是没发现血迹。

瓦奇中士找到了那个夜视仪,然后布洛克豪森和库克也相继发现了地图和频闪灯。可以看出装备不是被落下的而是整齐的排成一条直线。

道格蒂说他听到山脊线上有人,还能闻到片状燃料的味道。

队伍接近到离山脊线大概两百米的地方,看到有人影闪过。由于猜测敌人可能已经设下埋伏,队伍决定返回着陆点。

天渐渐黑了,小队在考虑如果要留在这里过夜,他们得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小队进入了离着陆点大概150米的一片茂密的丛林,一进去他们就发现了一些大约六英尺长齐胸高的战壕,战壕里排列了一些发光物,这样方便在晚上也能找到它们。这里还有一条使用痕迹很明显的高速小道一直通往山脊线。

于是小队占领了这条战壕,部署好了阔剑地雷,然后召唤了一架130炮艇为他们守夜。

大约九点的时候,山脊线的方向传来哨声和轰隆隆的声音。队员们可以看到北越军队排成一排从山脊线上走下来,每隔50米就有一个拿手电筒的士兵。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绕过了战壕,径直走向了山谷,然后整晚都在找救援小队。

第二天天一亮,小队就被从泰国起飞的CH-53撤走了,施乔莱茵的命运也就不得而知了。

北部指挥控制中心策划了最后一次规模比较小的行动,三级军士长卫斯理和其他三个美国人被送往隆市营地接受训练。他们是罗伯特辛顿(Sgt Robert Sinton,此人之前就在眼镜蛇侦查小队担任1-3),查夫和瑞安多中士。

1971年6月26号,这只小队开始了伞降训练,到了7月3号已经进行了13次伞降。

卫斯理负责携带诺顿灯第一个跳。在训练期间,这套系统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地面作为集结信标都运作良好可靠。

在最后一次跳伞训练时,小队在距离着陆区两三公里的地方跳出机舱。

卫斯理向下看到一道光,心想是地面单位为小队打开了信号灯,于是转而往那个方向飞去。但是他发现周围的环境和预想的着陆区的环境完全不同,卫斯理只好找了一块开阔地着陆,其他队员也相继落在他周围。

一落地,卫斯理就尝试着从伞具的缚带上解开他的CAR-15,他本以为打了个快拆,但是却发现自己打了个平结。

然后他又听到了越南话交谈的声音,他环顾四周看到有十到十五个黑影排成一排向他靠近。他心想一定是越共来了,于是端起了自己还扣在伞具上的CAR-15。

这时他在发现他忘了把频闪灯关掉!那些黑影正径直朝他们走来,谈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卫斯理感觉很奇怪,如果是越共的话,他们一定早就开枪了,于是他又闪了几下他的频闪灯,这才看见这些人系在装备上的红围巾,原来他们是地方/人民武装(RFPF,Regional Force/Popular Force,南越陆军的区域武装部队)。

他们来自附近一个夜间埋伏点,被诡异的绿光吸引过来一探究竟。一辆M-151开了过来,本丹尼斯坐在上面,卫斯理说:“这不怨我,是梅尔文希尔指的路。”

回到岘港后,小队继续练习跳伞并为任务做准备。之前受伤的安德鲁史密斯还过来问卫斯理他可不可以参加这次行动,但是被卫斯理拒绝了。

晚些时候卫斯理搭乘一架OV-10对预选的着陆区侦查拍照。几天以后情报显示在着陆区附近有上千名北越士兵活动的痕迹。为了规避风险,SOG取消了这次行动。

北部指挥控制中心进行了这么多HALO任务, SOG的其他单位也不甘于落后。

有情报显示柬埔寨的桔井村附近有一个北越总部和一个集中营,于是SOG开始策划一次针对该地区的HALO任务。

该任务缘起七月接手指挥OP35的罗杰佩泽尔上校(Colonel Roger Pezzelle)希望对该地区进行一次侦察任务,然而苦于缺乏长程直升机还有限制美军人员进入柬埔寨的规定,这个计划一直受阻。

为了规避这些限制,SOG准备让一个南越人带着三个土着战士进行这次HALO任务,计划让他们降落在任务点的北边一块小空地上然后向南移动接近目标。

1971年10月7日午夜之后,四名队员登上了C-130E。

和前一次HALO任务一样,这架飞机的航向模仿了飞往泰国的常用补给路线和时间表。佩泽尔在飞机上担任观察员。

四名队员在10000英尺的高度跳下,保持着较小的距离向着着陆区飞去。然而就在着陆几秒之后,一个人出现在了着陆用的空地边上,他被夜空中突然出现的入侵者吓了一跳并开始尖叫。

听到他的叫声以后,躲在周围灌木里的敌人反应过来开始向着着陆区靠近。更糟糕的是四人其中一个土着战士在落地时脑袋撞上了一个很尖的树杈,一只眼睛被挑了出来。

尽管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四人散作三组分头逃命,但是他们还是在黄昏后不久被成功救了出来。

位于昆嵩的中部指挥控制中心也不甘示弱。

他们准备了一个更具野心的行动——5个美国人5个越南人一起十个人一起跳伞。小队的核心是华盛顿侦查小队(RT Washington,由之前1970年被歼灭的一个土着小队重组而来)。

来自华盛顿侦查小队的包括:罗伯特麦克尼尔上士(Staff Sergeant Robert McNier)任队长哈沃特舒加担任助理队长,一个巴拿战士。

其余三个美国人来自中部指挥控制中心的侦察连,他们分别是:理查德格罗斯,查尔斯贝勒和马克金特里。

他们在隆市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训练后开始尝试从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上跳伞。二十多次训练以后,这个队已经可以做到每人背负110磅的装备从25000英尺跳下,落地后两辆距离不超过50米。

十月初的时候,队伍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中部指挥控制中心下达作战任务了。

考虑到早先北部指挥控制中心的小队在空降密林时遇到的种种危险,这次任务着陆点倾向于选择在相对平坦开阔的区域。在研究附近敌人的出没区域以后策划者决定将着陆点选在德浪河谷,除选择HALO作为潜入方式外,任务本身是个很普通的侦察任务。在两次因为天气原因被迫终止任务后,1971年10月11号黎明前,小队在隆市登上了一架C-130E。

飞机在13500英尺时展开尾舱门,直到跳伞前一分钟,所有人都通过机载氧气设备呼吸。本丹尼斯一声令下,队员们陆续跳下飞机。这次每个人都装备了诺顿灯帮助他们集结。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马克金特里的背包在离开飞机时被扯掉了,进而使他和其他队员拉开了距离。他们呈三个小组落到地上,最大的一个小组包括了麦克尼尔,贝勒还有三个土着战士。

舒加,格罗斯和其他两个土着战士落在了另一块。金特里一个人飘远了,于是他打算落在一棵树上,他的求生电台事先设置好了和贝勒还有格罗斯通讯的频率,但是似乎两个频道都联系不上了。

好在他设法联系上了附近一架侦察机,但是这架飞机也没携带夜视设备,无法确认金特里的位置。由于听到周围有越南人的声音,金特里只好暂时躲起来早上再联系侦察机。

“那架飞机终于确定了我的位置,他告诉我往东北方向走与麦克尼尔还有贝勒建立联系。一路上我看到了他们的伞具和一些装备,于是我继续往东北方向走,到达一条河边。

我听到一些声音,一开始以为是队里的土着战士在谈话,但是却发现实际上是越共的部队。他们也看到了我并开始大叫。”

金特里往林子里面走,敌人紧跟在后,走到一个河床边时,他丢了俩迷你手雷,一定程度减慢了他们的速度。

他沿着河边找藏身点,路上一边开枪一边尝试与侦察机建立联系。终于侦察机回应了他,他试图召唤空中支援,却被告知位置离舒加和格罗斯太近。

于是他又转而向灌木丛移动,试图先和队友拉开点距离。

他来到了一片相对开阔的地方,躲在一个弹坑里面紧急请求撤离。由于地势开阔,敌人也不敢贸然上前,于是躲在远处向他放枪。

10点的时候就在他打光最后一匣弹药后不久直升机来把他接走了,这架飞机还接走了舒加,格罗斯还有两个土着战士。其他人则在下午也被直升机接走了。

中部指挥控制中心的HALO行动也到此为止了。

事后SOG关于HALO的调查报告总结到:“作为一种不同的潜入方式,伞降让敌人安全部队需要应对一种全新的威胁。”

后来SOG总部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低海拔的静力绳伞降。

再后来到了1972年3月31日,作为华盛顿脱离印度支那计划的一环,SOG被解散,进一步的空降计划全部被终止。仅靠一些原来供美国人使用的后勤支持,南越情报部门再也无法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进行这样特殊的渗透行动了。

威廉姆“比利”沃总结道:“因为编队飞行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并不能在HALO时完美落在集结点。所以我们的办法是把每个人都作为独立的侦查人员,每个人都该有能力在敌后召唤战术空中支援(TAC AIR,Tactical Air Support)炸飞查理,大搞破坏。北部指挥控制中心确实实现了HALO这种技术,使得队员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潜入进行‘工作’。”

1直接行动

——前苏军在越南的秘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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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SOG的机密本质、严密划分的指挥体系和极为有限的情报来源,究竟有多少任务泄密,又有多少“绿色贝雷帽”和当地部队因为这些悲剧的行动而死伤恐怕没有人知道。那些记载着令人恐怖的绝密任务情况的报告被立刻递交白宫,外人几乎无法追查这些行动的活动记录,而实际泄密程度若不是记录在案的话,很可能就此湮没于历史中了。

早在20年前,一些好事的美国媒体就在国内率先报道了SOG那些绝密又绝命的任务,而最近从四个独立消息来源得到的信息更支持了SOG的“绿色贝雷帽”们的看法,他们在战时执行了一些大家公认伤亡率最高的任务,很多行动无人生还。

对于老兵来说了解泄密的经过很重要,也藉此希望新人和指挥机构在将来的秘密行动中能更加勤勉的防范可能出现的情报泄漏。

地面上的苏军

以前一直有报道说苏军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人们出现在老挝、北越及非军事区。曾隶属于SOG的侦察员查理斯·博格回忆道,在1967年的几次空中目视侦察中,他不止一次地观察到苏军飞机。在一次飞行中,他让飞行员飞近点,近到能用随身携带的CAR-15步枪把它给干下来。飞行员没敢硬着头皮上,但他们清楚的看到了苏军飞机的位置。

在1968年11月老挝境内的一次秘密行动中,从富牌港一号前哨基地出击的“爱达荷”侦察小队监听到苏军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协调给苏军部队及在老挝的同盟北越人民军空投补给。

在1968年11月至12月间,帕特·沃特金斯上士在一号前哨基地针对老挝及非军事区的行动中担任SOG前方空中控制员,电台呼号为“Covey”,在那时的白天他经常在军用频率上侦听到讲英语的北越人员。

沃特金斯形容当时的情形,“我们刚到达任务区上空,他们就已经在电台中表示欢迎了。我跟他们说别再占着我们的频率播放越南歌曲了,至少放点摇滚也好啊......”

当美军进行地面行动时形势变得更加糟糕,北越人员会扰乱美军电台之间的通讯,如果美军通知下属电台往上调两档或往下调两档,北越人民军也会跟着做。

在1968年12月初,乔治·米勒,作为一名驾驶HML-367武装直升机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在一次SOG的撤离行动中,在VHF波段上收到一个人的英语呼叫,那个人报出了着名的海军陆战队武装直升机机组呼号——“疤面煞星”。

“在一号前哨基地的侦察小队撤离期间,他呼叫了好几次,”米勒回忆道,“当时我把机炮和火箭弹都打光了,只得进行超低空飞行好让舱门射手继续开火,并用手榴弹招呼他们。”

非军事区中的苏军

在其中一次低飞中,米勒在非军事区中观察到一名苏军军官,就在着陆区东边。那是米勒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幕,一个高大的白人男子,穿着带红色肩章的灰色制服,他就站在小队东边一小片开阔地的中央。米勒随即又飞回去进行了确认,这次包括副驾驶也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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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他再一次飞回去准备射击时,那个苏联人已经走了。在成功撤离侦察小队后,米勒将他的目击情况报告了上级。之后,他就没再听到关于那次目击更

六个月后,在非军事区内的一次行动中,利恩·布莱克,“爱达荷”侦察小队的“1-0”观察到一个白人男性与几名女性在一条山谷的溪流中洗澡。苏联人的位置超出了他们的武器射程,布莱克也无法调集空中力量锁定他。

知道我们名字的奇怪声音

一个月后,在非军事区内的另一次行动中,莱图尔诺在他的PRC-25调频电台上收听到一个他永生难忘的呼叫。一个欧洲人用带口音的英语说:“爱达荷侦察小队,请回复,爱达荷侦察小队。”因为快到中午了,莱图尔诺以为是前方空中控制员的例行检查,问题是,那个目标区域没有前方空中控制员。

39年后,莱图尔诺回忆说:“我忘不了那个呼叫有很多原因。首先那个声音突然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其次他讲英语,他还知道我们小队的名字、我的名字、布莱克的名字,他还知道我们的代号,这可真把我雷到了。”

布莱克看了看有些傻了眼的“1-1”,抓起了电话听筒:“你是哪里?”

神秘人告诉布莱克,他知道爱达荷小队在哪,他他的伙伴正准备去搜捕他们,把他们逮住或杀掉,他还说他有小队位置的六位坐标。

布莱克的回答很迅速:“他妈的!我告诉你我的八位坐标,爷在这候着!”

“我知道你是谁,布莱克老弟,我还要去找‘法国佬’莱图尔诺,我会带我们的人去抓你们的。”

布莱克对他大喊:“你知道个屁!我还知道你是他妈的克格勃,要不是你那样蠢,早就被派到美国去了!”

那时爱达荷侦察小队即将到达一座极为陡峭的山峰的峰顶了,白痴都知道这种时候攻山头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暂时没有人攻击他们,但很明显,他们暴露了。

爱达荷小队被南越飞行员驾驶的H-34直升机顶着敌军猛烈的炮火从着陆区撤离了。布莱克飞到了西贡并作了详细报告,而对此是否采取了任何行动始终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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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越南的“秘密战争”

第二个表明苏联曾出没于越南的证据后来被披露于互联网上,《今日俄罗斯》的记者詹姆斯·布朗报道了曾参与过苏联在越秘密作战的3000名前苏联人的公开重聚。他录下的视频片段被上传到了网上。

在莫斯科郊外的曙光酒店举办的聚会是为了纪念1965——1973年间这些人曾为之奋战的秘密行动,同时也是官方终止介入越战35周年庆。他们是苏联“被遗忘的士兵”,这些老兵参与的战争被政府否认了20年。

直到前苏联解体后才有官方——既有俄罗斯也有越南,承认有超过3000人的苏军曾在越南对抗过美军。

其中的一名老兵,被《今日俄罗斯》称为尼古拉·考勒斯尼克的人说:“我们当时是以军事专家身份出现的,而指挥官是高级专家。因此,从技术上说在越南并没有苏军,我们只知道我们是苏联公民......苏联士兵......我们要竭尽所能遏制空袭…...”

曾参战的一名越南老兵对《今日俄罗斯》说,北越军队“对苏联装备和苏联专家充满了敬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军中类似SOG的部队也有他们自己推卸责任的方法,对于在印度支那执行各种任务但没有合法身份的苏军人员来说,微妙的政治手腕对于他们免于被捕或被杀一点作用都没有。

苏军秘密行动的证据

第三个关于苏联人在越南活动并渗透进入SOG军用无线通讯网的详细证据是由一名美国情报机构成员提供的,当事人要求15年内不要披露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

这位特工说,他情报生涯的前几年是在欧洲,正是冷战的末期,柏林墙倒塌之前。他和东德人以及捷克人关系很密切,那些东欧人曾与一些参与过东南亚秘密行动的苏联人共事过。这位特工在80年代中后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潜伏于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暗中策划秘密行动。他的任务是拉华约成员国的一些军政官员下水,交易并换取所有他们能弄到手的东西。在那些年中,这名特工以他出色的机械工程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赢得了当地政府人员的信任。

这位特工回忆,那时候的黑市交易根本不用现金,当然了,现金在东欧国家中也没有用。他用美国产牛仔裤、墨镜、手套、T恤、球鞋来交换“敏感物资”,像是电台、防化用品、盖革计数器、自动监测雷达、飞行头盔、苏联夜视仪等。这位特工最紧要的任务是获取与航空航天有关的任何东西,像是数据记录器、黑匣子、航空图、训练及评估手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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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回收任务

随着美军在东南亚行动的升级,很多美军人员或是失踪或是落入了敌人手中。早在1964年,驻西贡的大使馆下辖囚犯与拘留委员会就建议大使成立相应的部门来想办法回收这些人员。不过直到1965年11月这个议题才再次被提及。当时一位来自第十三航空队的将军Aderholt和第五办公室一起制定了任务梗概。1966年9月联合人员回收中心成立了,很快JPRC就尝试了第一次人员回收行动。此次行动源于一张航空照片,该照片指示了一处疑似关押了美国战俘的营地。一支连级的部队被指派前去调查。但是当他们到达时这个营地已经撤走了,所以只好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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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SOG的人员回收行动远不止突袭战俘营这样简单。他们还负责建立管理逃生用的情报网络,具体来说就是监察适合用于逃生的区域和预先投放求生物品。JPRC也留下了如今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人员回收系统,就是富尔顿。1967年5月21日,赌徒行动这套系统第一次被用于营救两名被击落的飞行员。F-4鬼怪二式战斗机在落点附近投放了相应的工具,但是不幸的是被北越安全部队抢先拿到了,于是救援计划半路告吹。SOG就这次行动总结富尔顿系统并不适用于营救被击落的飞机组员,如果是因为地面火力太猛无法用常规火力救援,那富尔顿也不会奏效。主要是投放富尔顿回收所需的器材多少会暴露待营救人员的位置。而且这个投放到回收的过程很长,敌人完全有时间去包围俘虏这些组员或者组织伏击前来回收的HC-130运输机。

用于回收人员的地面部队被称作亮光小队。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回收代价高昂且成功的几率十分渺茫。同样渺茫的还有突袭战俘营的成功概率。北越境内的救援行动每次都需要得到华府的授权。但是柬埔寨和老挝境内的行动得益于政治方面的优势,能对一些情报作出更快的反应。就68年之前JPRC组织了16次突击行动,只有一次成功了。

这次行动中有20名越南战俘获救。此外还有13次计划中的突袭行动因为种种原因被取消。1968年因为雇佣了当地武装情况有所好转,32次突袭中的8次算是成功的,一共救出了155名南越战俘和政治犯。1969年常规部队组织了18次针对战俘营的行动,救出了112名盟军人员。其中11次有JPRC参与。1970年华府的政治决策者开始更加关心行动中失踪人员的回收问题。亮光行动,尤其是针对飞机坠毁人员的回收获得了很高的优先级。

之后一年SOG建立了联合回收专案组(Joint Recovery Task Force)。这是一个战术行动中心,中心由SOG抽调人员指挥,MACV给予了人员上的支持,由陆军地面单位。第七航空队在中心建立之初认为在现有条条框框下中心对空中支援的需求过高,但是还是提供了相应的支援。

在专案组建立的第二年,1972年,联合人员回收中心被从SOG的序列中转移到了第二办公室下。空中救援任务的指挥也被归还到第七航空队下。这两年内救援的成效其实很有限,一共执行了25次战俘回收任务,但是只有9个南越战俘被救了出来。JPRC其他的行动一共回收了了492名南越战俘和101具死亡美军的尸体。相比之下这个小组的成效确实是杯水车薪。


SOG在1964年开始时很少有空中行动。但是到70年为止数量一直在快速增长。此后由于之前也提到的空中支援减少的问题又很快回落并且在1972年完全终结了。

空军具体参与了多少任务很难被完整的统计出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员全都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并且全身心投入到了这些行动中。相比常规任务,这些SOG的任务复杂程度和保密等级都高上不少。这些人要操作复杂的仪器,使用非常规的通讯屏率,还要应对复杂多变的作战环境。

第一飞行支队(First Flight Detachment),第九十特殊行动中队(90th Special Operations Squadron)和第二十特殊行动中队负责全力支援SOG的行动。他们主要飞C-123,C-130两款运输机和UH-1直升机。其他还有很多重要的单位诸如第504空中战术支援大队(504th Tactical Air Support Group)和第56特殊行动联队(56th Special Operations Wing),也对SOG的行动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主要飞O-1,O-2还有OV-10前线空管/观测机,以及A-1天袭者,CH-3还有CH-53直升机。此外还有各种空军的战斗机在撤出行动时提供空中火力掩护,投送撤出或者求生工具,侦察机提供情报支援,运输机提供后勤补给以及一些飞机提供空中的电台通信中继。


分工明确,责任区域覆盖全球。“绿色贝雷帽”部队现编5个现役大队和2个平时由国民警卫队负责训练督导的后备役大队。5个现役大队总员额一万余人,分别负责太平洋、非洲、中东中亚、美洲和欧洲五个区域,与美国战区设置形成对应。他们根据各自责任区域的地形、政治生态、军事部署、当地语言和风土人情等特点,开展针对性训练。有些部队被长期部署在所属任务区域的某个友好国家,以更好地熟悉那里的作战环境。在大的分工之下,每个大队内部又有着极为精细的分工。作为特种部队最基本的作战单元的A小队,其12名队员分别谙熟作战、情报、武器、工程、医疗、通信六项专长中的一项,同时通过交叉训练掌握另外一到两项专长。

结语

虽然SOG进行的几次HALO任务都没取得太多战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何况SOG的任务本身就危机四伏,很多小队在任务过程中不断换血,甚至在越战期间重组三四回。最后一直活下来的战士早就都身经百战了,他们很多后来继续在陆军特种部队或是中情局服务直到反恐战争,更多的人回归到了平凡的生活。

而那些土着战士的命运,在统一后就不得而知了。

包括敌后破袭,暗杀,占领要点,敌后营救,这个历史悠久,也是二战中一开始的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比如搞机场,炸个雷达站啥的,这个英国人在二战干的很漂亮,耍流氓牛牛最强。

主要机型

接下来的内容主要是空军在这些行动中运用的主要机型以及他们扮演的角色。这个部分又分为两个部分,将分别介绍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能力全面,一身扮演多重角色。相比将突击队技能展现到极致的“三角洲”部队和“海豹6队”,“绿色贝雷帽”部队队员的技能则更加全面和均衡,他们不仅拥有出色的突击队技能,还拥有一种被美军称为“外交勇士”的技能,即语言文化技能、人际交往能力和政治敏感性。由于广泛执行反恐、侦察、外国内部防卫、非常规战等任务,他们要扮演的角色不仅是英勇善战的突击队员,更是成熟、机警而灵活的情报员、教练员和外交官。在招募过程中,“绿色贝雷帽”部队要求应招人员必须经过外语技能测试,同时具备社会交际、军事训练、武器操作和组织指挥方面的天赋。考虑到语言和文化技能难以通过短期训练取得,特种部队在招募时往往瞄准那些具备少数民族背景或外貌、具备熟练外语能力的人。列入备选名单的队员在接受严酷的体能和战斗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学习心理战课程并进行语言方面的强化训练,确保他们练就身兼多能的全面能力素质。

附录A:

沃士官长Sergeant Major William“Billy”W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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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士官长是越战期间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早在45年就尝试加入陆战队,但是年龄不够被迫返回原籍。

1947年高中毕业后于1948年加入美国陆军。1951年编入187伞兵团前往韩国。

韩战后不久他获得了特种兵资质,然后加入了第10特种作战群,此外还在第1还有第5特种作战群任职过。

1965年他在一次行动中受重伤,66年回到部队时加入了MACV-SOG,直到1972年之前一直负责训练SOG,越南和柬埔寨地方部队。其中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组建了HALO部队。

退役以后直到1977年他都在美国邮政USPS工作。

1977年他得到CIA的offer前往利比亚训练当地特种部队,考虑到利比亚当时正在接受苏联援助,CIA背后的动机肯定并不单纯。

1980年代他在夸贾林环礁的导弹部队协助防范苏联海军蛙人进行侦查。

整个90年代他都在苏丹负责调查追踪恐怖分子头目,包括了巴解领导人“豺狼卡洛斯”还有本拉登。

千禧年之后,虽然已有71岁高龄,他依然参加了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在三角洲着名的在拖拉波拉的行动中做情报工作。

眼镜蛇侦查小队:

这个小队最早于1967年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在岘港的第4前进任务基地FOB#4(Forward Operational Base)成立。

第一代队员于1968年一次任务中负责设置录音设备侦查北越在老挝的活动,他们成功找到了一条通讯电缆并且设置了监听设备。但是第二天他们在着陆点被一架CH-3放下的绳梯回收时遇到敌袭,几名土着队员争抢爬上绳梯导致三名美国人在直升机紧急拉起时被留在了地面。

后来救援部队尝试找到他们却无功而返,他们全部被列为任务中失踪。68-70年间这个小队人员变化很大,但是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土着战士和越南人,其他美国人则被调往各个部队包括后来的佛罗里达侦查小队。

1971年该小队在一次任务中三名美国人和三名土着战士进入到老挝边境上南越这一侧的一个村子里,第一次向侦察机回报后就消失了。

二十年后的调查发现他们被一个设置捕兽夹的男子发现,随后越共的部队找到了他们的过夜点。第二天的战斗中三名美国人还有一个或两个土着战死,躲起来的人试图用信号镜召唤向侦察机报告位置,被发现后也悉数战死。

此后眼镜蛇小队又经历了重组,直到1972年二三年月份的时候被撤编。

转发设备:

就是前文提及的归航信标。

在眼镜蛇侦查小队的训练中他们发现跳伞以后要向队长集结非常困难,于是CIA给了他们这套改造过的设备。这一套包括一个18*12*3英寸大小的信标配以5英尺长的天线。一旦落地进入位置,它就可以发送一个5600赫兹的信号。

其他队员装备了松下的调频收音机,他们落地脱掉伞具后就可以打开附加的原件。然后他们可以调节旋钮直到找到一个在两个频道间的空频道。然后他就可以照着数字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联系到队长。

1,Project Delta。最早叫Leaping Lena,跳跃的莉娜,一只信鸽的名字,失踪两天后腿上被发现绑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请求王师解放东欧的内容。

2,Westmoreland,有意思的是他以直升机机降战术闻名,但是在老挝的战术选择上却推崇伞降,有些文献说他是越南战区总司令,这并不准确,越战时期没有这个说法,这些细节以后有机会开文再谈。

3,Colonel Dan Shungel,5th SFG的指挥官,1970年任SOG Operation 35的指挥官,OP35负责所有地面侦察任务

4,诺登灯,一种由用于地面空中交通管制员拿的的光棒改造的照明设备,类似现在的频闪灯。一次带俩,一个固定在主伞包背面,另一个固定在包盖上。这两个灯由电源线WD-1连接到副伞下面的电源上,跳的时候一个开关拿在手里,另一个挂在副伞上。

5,STABO,一种撤离用的缚带,吊起时勾住肩膀上的环,整个人的重量大多集中在胯下。SPIE的前身。

6,Metascope,第一代夜视仪,可能是PAS5或是6这样早期给载具驾驶员使用的夜视仪,二者在SOG中都有装备

7,Punker Factor指的是肾上腺素水平,影响士兵的判断能力

The History of HALO Operations Vietnam 1970-1971, Shadow Spare Special Operations, AWP, 2007,

MACVSOG Team History of a Clandestine Army, Jason M. Hardy 2011, North Carolina

US MACV-SOG RECONNAISSANCE TEAM in VIETNAM, Gordon L,Rottman, 2011,Osprey

BLACK OPS VITENAM The Operation History of MACVSOG, Robert M.Gillespie, Maryland

现代特种作战中,直接行动仍然是特种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比如刺杀本拉登,黑影坠落抓捕绑架。

重钩项目

1963年国防部长指示改装六架C-123用于针对北越的非常规行动,具体改造了航电和一些电战设备。这个项目最初叫做鸭钩,后来改名叫做重钩(Heavy Hook,与之前的名字一样都是高尔夫的技巧,笔者着实不知道怎么翻译)。芽庄的第一飞行支队负责在SOG指挥下管理这个项目。1964年6月28日他们收到了第一架飞机并于11月16日第一次参与了作战行动。

第一年这个单位的主要精力放在谈合同,组建单位和规划行动步骤上面。一个由五名空军军官和其他四名匿名军事人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开始实施这个单位最主要的任务。在本文开始以及笔者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有提到,任务的内容是训练来自中华民国的飞行员执行飞越北越境内的任务。一开始第一飞行支队的人也尝试训练了南越空军的组员,但是成效有限就很快放弃了。

1964年这个单位没能完成多少任务,原因不外乎组织构架,人员以及后勤保障没有到位。其余原因就是老生常谈的政治方面的约束,天气原因,敌人的反击战术以及飞机性能的限制。其实这个部队在成立之初缺乏正确的指挥和引导,高层缺乏对SOG的单独的支持,导致SOG在人员与装备方面都捉襟见肘。34A号行动纲领(Operation Plan 34-Alpha,OPLAN34A)方面除了组建部队置办飞机仪器也没有具体定位这些空中行动该做些什么,每次任务持续多久以及如何评估有效性。一位SOG内的空军官员反应,计划甚至没有指定谁该提供这些飞机以及如何处理飞机的去敏感化问题。在空军中,去敏感化意味着出去所有外部标识以及所有零件包括黑匣子的序列号,如此一来官方就无法将飞机追溯为美国财产。这一步骤要把飞机完全拆开,毫无疑问费时费力。所以最终这些飞机只是被重涂,除去了机尾编号以及主要的服役记录。

还有个问题是很多人员并没有非常规作战相应的经验。一个空军官员反应道:没有一个被分配给SOG的空军人员有非常规作战的经验,但是实际上空军在Hurlburt有不少人有经验在接受相应训练,上级却选择忽略他们。所以SOG只是在继续干CAS的活。另外一个官员指出了第一飞行支队的飞行教官短缺的问题:这个部队缺少可以充当教官的飞行员。很多人只是飞过战斗机,没有人有飞C-123所需的知识。第一飞行支队特殊和上级特殊的关系也给飞行事故调查带来了一些麻烦。由于飞机实际上不在空军序列内,而机组却是空军人员,问题就变成了谁该负责这些事故调查。直到第三次事故发生,才有相应的标准处理步骤出台。美国太平洋空军指挥部认为最初的低出勤率的主要原因是行动不符合美国空军常规作业程序和安全规定。

等到第一飞行支队得到这些飞机时,SOG又开始质疑这些任务的合理性。尽管这些飞机装备了应对在敌对和多山空域执行长程低烈度作战任务需要的仪器,1964年尾时SOG又开始请求装备新的飞机,大概就是后来的C-130。1964年的指挥记录提到SOG认为C-123的载重,作战半径以及极端天气下的作战能力限制了空中任务的展开。另一份11月的报告也提及C-123的导航和投送能力问题。潜伏的小队经常反应补给会被投到离投送点1000到3000米的地方,在树木茂密的地方,他们要花上两到七天才能找到这些补给。

但是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被归结于飞机不好,不良天气和不准确的的天气报告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任务的成功。指挥记录也提及了这个问题,提到南越有一些全球最不适合飞行的条件,但是如果能得到天气卫星辅助,结合尚可的气象观测设施,能给任务帮上不少忙。

SOG的行动还面临许多政治方面的条条框框,尤其是飞越敏感地带的授权问题。诸如飞入中国境内20里或者飞越河内周边地区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当1965年任务公开时,重钩行动的进行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还要面对这些地区针对飞机所部属的防空设施。


中华民国空军和南越空军的训练

前面提到CIA在62年就开始训练民国空军的C-123机组,这些机组本来建立时的目的不只是在北越活动,还包括了日后可能的针对大陆的任务。台湾方面称其为“飞龙计划”,是针对大陆的一系列特种作战计划其中一环。1964年时美军请求将他们划入MACV的指挥序列,国府欣然同意。其实台湾当局有自己的小算盘,一直试图参加越南境内的军事行动(台湾当局在援越方面的努力又是一个复杂的课题,鉴于本文主题和篇幅,日后开文再详谈)。但是华府恐于北京方面落得口实从而进军越南一直在限制民国部队的使用,这些机组基本也是划归他籍后才得以执行任务。

美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在1964年9月19号签订了一份理解备忘录,定义了OPLAN34A下辖的中华民国空军所进行的任务范围。其实从三月开始就有七个机组成员开始接受重钩行动相关飞机的训练。他们组成了第34民国中队。

他们先是在Lackland空军基地进行了语言方面的培训。然后四月到七月之间他们在Hurlburt进行了战斗机组训练。其中一些人还在Mather空军基地进行了电战方面的训练。装卸和电台操作员则直接在台湾本土训练。10月16号第一批MACV自己的机组包括两名飞行员,两名导航员,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一名随机工程师,一名电战官和两个装卸长完成训练抵达芽庄。

除去一名机组成员被调走,直到1965年第一飞行支队下辖有6名民国空军机组。通常四名机组留守在芽庄,其余两名机组成员会轮替到台湾新竹机场。同年十月,第一飞行支队还得到了一支完整的美军机组。SOG的第一任指挥官提到,最早由CIA雇佣的民国空军飞行员拒绝执行军事任务。不过几个月后SOG组建了自己的民国空军机组后终于可以成功地执行各种任务了。

SOG内部的另一名上校指出,尽管第一批机组很优秀,但是后续的却每况愈下。一次针对前述人员的采访提到,他们不得不对这些机组进行再训练,带着他们飞,以便让他熟悉操作,适应不同天气条件下的着陆以及夜间飞行。他们还发现这些人无法完成既定任务,这些任务要求他们夜间在低于山头的高度低空飞行7,8个小时的同时还要躲避敌人的地面探测。目视飞行,尤其是在月光下目视飞行非常有难度,而这些机组明显没准备好应对这些问题。

随着训练的进行,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认可这些机组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些小毛病,比如不愿意飞高危的任务,还有老是想着申请回台湾。位SOG官员评论道,这些中国机组被用来执行34A行动下的心理战任务。他们很敬业,纪律严明,也很专业。但是北越的防空系统完善后,他们就变得不大愿意继续飞了。好在SOG随后在心理战的行动方面取得了使用美国机组的授权。除了行动获得的成功,第一飞行支队最后一位指挥官认为这个计划最大的收益还是锻炼了美国空军和外国空军密切配合完成任务的能力。

出于同样的目的,SOG同时还在训练一些越南的机组。SOG的空中行动指挥官表示这主要出于两个目的,第一就是摆脱对于CAS的中国机组的依赖。二来就是越南机组相对于中国机组更容易训练,也便于维持和管理。尽管越南机组和中国机组的初始水平差不多,但是中国组员时常甚至拒绝训练,所以越南机组有望逐步超越取代中国机组。他还说虽然越南人也很难控制,但是他们相对独立。似乎他们觉得参加训练是给美国人面子。而且他们不会带着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参加这些行动。但是训练这些人也有政治上的一点问题。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来自阮高祺手下的中队,之前大多是飞天袭者。SOG里有人说,这些部队其实是阮高祺御用的“反政变部队”。这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离开西贡。这些人之后狮子大开口,要求特殊津贴。令美国人大为不满。

排除万难后三名越南机组在1965年完成了他们的训练。但是好景不长,一名组员在行动中损失,另一个被认为“政治立场不坚定”,没了副驾最后一名组员也没了用武之地。负责SOG空中行动的指挥官指出损失成员的那次任务当时天气状况欠佳。飞机因此撞上了岘港附近的猴山。当时他们觉得天气太差应该中止任务,但是芽庄的空中部门不同意,西贡的任务部门也觉得天气其实没那么糟。华盛顿那边的人很明显急于实施这些任务以便尽早把控制权从CAS那里抽出去。但是他们并不关心因为他们的过失,人员到位不及时导致这些人训练的都不到位。

1966年时,训练南越空军机组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负责SOG空中行动的副指挥官只好撤销了剩余的机组编制取消了继续派人去美国训练的项目。但是此时中国的机组已经训练完毕,所以这件事对后续的任务影响也有限。


运用频繁,名字很少见诸报端。自组建以后,“绿色贝雷帽”部队便被频繁使用,但鉴于他们任务的保密性,以及其固有的低姿态作风,关于这些任务的消息很少公之于众,更是难见报端。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们先后被派往泰国、越南、菲律宾、韩国、印尼等地,用于训练当地部队;1967年被派往玻利维亚,负责训练玻利维亚陆军别动营,并协助他们杀害了古巴革命核心人物切·格瓦拉;1989年大规模参与了入侵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推翻了诺列加政权。冷战结束后,美国当局对他们的运用有增无减。“沙漠风暴”行动中,他们被提前部署到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纵深地带,执行为期数月的秘密侦察任务,为联军司令部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在侵略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中,他们留着胡须、骑着骡马、身着当地人民的服装,在空中火力的支援下,领导北方联盟武装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十年打一枪,TF121终于完成了头号目标

保密措施

对于重钩行动而言,保密和针对敌人的欺瞒至关重要。尤其是这事关极有可能落入敌人手中的机组和飞机。一旦落入敌手,很有可能上升到国际问题,使美国政府落入难堪的境地。SOG上下也是弥漫着这种紧张的氛围。

为了侦测飞越北越上空的飞机,从简单的地面观测到高端复杂的苏联制雷达,敌人尝试了很多办法和不同的系统。机组们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来隐匿他们的行踪。他们时常保持最低限度的无线电通讯,还得保持低飞,以躲避雷达的侦测网。起飞之前机组成员要确保没有携带足以证明美国政府参与了这次行动的文件等证据。 从SOG开始使用南空帕弄空军基地做直升机通送任务后,这些行动的策划者还要兼顾考虑把投送潜入小队的任务和定期补给任务相结合,以达到欺瞒敌军的目的。当然,所有这些任务的调遣都是用特殊的加密频道进行的。

飞机升空后,机组会用一套特殊的设备辅助进行机动。警报接收器会提醒机组成员任何来自对空火力,导弹还有机载雷达的信号。另外一台接收器会检测这些雷达信号的方位角,信号模式和信号强度。然后一旦被检测到,转发式干扰器就会散布信号误导敌军地面或者机载雷达。机组还可以选择散布干扰箔达到隐匿踪迹的目的。

以上这些措施主要还是为了防止飞机损失后行动目的暴露。但是一旦飞机损失了,就不得不编封面故事了。负责编故事的是反叛乱和特殊行动特别助理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Counterinsurgency and Special Activities)。一旦出现问题,他就会联合协调中情局,国务院,白宫,国防部长办公室下辖的公共事务办公室以及相应部队的负责人一起掩盖真相。最初重钩行动编造飞机是由民国空军租赁给南越空军的。在不执行任务时,这些飞机就停在西贡,着南越空军涂装。需要执行任务时,这些标记都会被抹去。民国空军的机组成员都被归档为在南越部队服役的越南公民。如果在战斗中被击落,这些人就会说他们是华航的雇员负责把飞机由南越送往台湾进行定期检修但是由于导航系统失灵而偏离了航线。至于为何没有南越的标识,解释是除去南越标识后还没来得及代替以民国空军的标识。还有机载的那些特工人员,被俘后机组会解释是送往台湾进行训练,而设备则是因为不知道台湾那边有没有才带着的。这套封面故事稍后还几经修订来完善一些设定和细节。封面文件还列出了弃机前要如何销毁文件证据,以及在面对北越的审问和记者采访时要作何反应。

1964年9月7日SOG的一条消息指出批准执行针对被击落的重钩行动组员的救援行动。允许执行救援行动的区域包括国际水域,友方领土,以及有限的老挝领土。救援行动会打着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但是如果飞机在北越上空被击落,面对北越的抗议,美国官方不会做出任何回应,只是简单地描述为“没有美国飞机参与”。而南越政府会首先不承认深入渗透北越领土,接着再反过来抗议北越对南越领土的渗透,谴责野蛮的北越部队攻击迷失方向,毫无武装的运输机。在飞机执行飞越北越的任务时被击落,又无法返回友军基地的情况下,他们会尝试飞往北部湾以内20里的地方或者老挝境内的安全区。万一不可避免就要在地方领土迫降,时间允许的话,机组要把特工和补给包投放到相对较远的地方,丢掉所有其他的货物,销毁飞行计划,地图和电战设备。

1965年11月,SOG第一次散布关于由南越空军执行的重钩行动的假消息。这一套故事和民国空军的版本类似,机组会声称他们在岘港附近执行一个训练任务,但是在仪器飞行时导航系统和电台都失灵了。为了让这个谎看起来真一点,机组还需要破坏机上的导航和电台设备,顺便去除罗盘。

如果是由美军执行的重钩行动,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1967年早些时候MACV在驻老挝万象的美国大使馆的协助下编造了一套略为生硬的故事。如果机组是穿着美军制服,飞着涂有美军标识的飞机执行心理战行动,在飞机损失的情况下,机组需要尽量抛弃所有心理战的材料。万一没办法销毁他们,机组就会声称在执行的任务是定期散布传单的任务,而这些传单是用于宣传关于救援任务的信息的。如果机上有特工,机组会给出一套类似的说辞,声称他们登机是出于掌握了相关语言方面的目的。同年采用的另外一套说法是,MACV和华航签了合同,由华航提供机组和地勤维护人员帮助MACV执行后勤和人员运输任务。这个合同只是给重钩行动打的掩护之一,不过到了1969年就应为存在缺陷被弃用了。

1969年SOG的研究还指出了其他的缺陷。比如前后不一致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飞机的位置是西贡还是芽庄,标识是美国空军还是越南空军。研究的结论说明,虽然这些故事可以避免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但是没办法合理撇清美军的关系。其实在更早的1965年11月15日太平洋司令部就致电MACV指出了封面故事存在缺陷,所以只能说拖延敌人发表对美军的不利言论,不能指望蒙住敌人和大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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